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8:24:33 阅读：次来源：咖啡机厂家

研究与夏文明探索.金正耀(今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为重要的文化遗物。近年来，采用多学科联合协同方式，特别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开拓和深化青铜文明的有关研究课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种认识上的提高，是现代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有关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视野逐渐开阔的结果，今天我们所有的关于青铜文明的了解，可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很多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还是不能想象的。还有一些问题，以前虽然一直在争论，但直到今天才可以说真正有了能进行严肃学术讨论的基础。以下介绍我们近年来运用铅同位素分析相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1CP)等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青铜器的一些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夏商文明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二里头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夏代青铜技术的发展和成就

二里头文化就是过去一直探寻的夏文化，以前将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一至四期也是正确的，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按照大多数的意见，夏代又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开幕时代，所以，二里头铜器的研究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前做过一些二里头铜器的自然科学分析工作，但经过分析的铜器只有几件，且多是非发掘品，难以深入进行讨论不足为怪。近年来，我们完成了60余件二里头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分忻和其中l3件器物的金属成分分析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数据资料。有关成果曾于1998年5月在日本岛根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金属史会议上报告过。这里首先讨论由其化学组成分析之所得与所见。

表一所列，是二里头第二至第四期共13件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除了铜、锡、铅 3种主元素外，另外也分析了15种微量元素。这里列出对于早期器物而言应该予以充分注意的锑、砷、银、镍和锌等5种元素的分析结果。

本文讨论中使用的锡青铜概念指锡含量在2%以上的铜锡合金，铅锡青铜指铅含量和锡含量都在2%以上的铜锡铅二元合金。铅青铜指含铅量在2%以上的铜铅合金。类青铜一般包括砷青铜和锑青铜等，即砷锑等含量在常量水平的饲基合金，本文中特指铅锡总含量在2%以上的铜基合金。

表一　二里头铜器的化学成分（Wt%）

二里头第二期和第三期共分祈了6件器物，其中第二期4件，第三期2件。第二期的器物样品中等属于红铜，锥含砷近5%，为砷铜合金，微量元素中锑的含量较高，器物残片属于锡青铜，属于溶铸时漫溢出的液滴状样品，含钢量高达96%以上，微量元素中砷的含量较高。第三期的环首刀为锡青铜，熔铸遗留物的钢液滴状样品，含铜量与微量元素砷的含量水平都接近第二期的熔铸遗留物、其锑的含量则与第二期砷铜材质的锥相近。

二里头第四期7件器物样品中，两件器物残片一件基本上属于红铜，另一件则属于锡青铜。一件锥的铅锡含量各在1.5%左右。可称之为类青铜。余下4件均为铅锡青铜，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铜圈，含铅量达到20%以上，铜圈的砷含量接近2%也引入注意。

地球上最早的金属冶炼活动，是从铅的冶炼开始的。对自然铜的简单加工利用在很长时期内也一直存在，在早期的红铜制品中如何分辨出自然铜和经过人工冶炼的红铜，在研究者中存在不同认识，但两河流域以及欧亚大陆的青铜文明早期的大量砷铜制品。毫无疑问是铜合金的冶炼和铸造加工产品，这些地区由此进入其青铜文明的时代。在中国，关于砷铜制品、本世纪40年代初道野鹤松报告殷墟铜戈的分析结果，发现有含砷达3.02%至4.68%的。二里头二期这件砷铜锥，是中国目前经过科学分析的己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砷铜合金制品。较能反映二里头第二期熔铸技术水平的，是镕铸遗留物和青铜器残片样品。试将第二期熔铸遗留物的成分分析结果与第三期的熔铸遗留物进行比较，铅同位素研究表明，它们的矿石原料也属于同一产地，所以，由其大致类似的微量元素组成水平，可以推测它们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冶炼和熔铸技术规范，在落户和柑涡的温度等技术条件控制上应该大致相同。第二期的器物残片含锡7.4%，属典型的锡青铜；第三期的环首刀是一件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杰作，由其铜锡比例可知它本来的色调应接近于黄金色，含锡15%左右，也在青铜材质所能达到的最佳强度的合金配比范围。春秋战国时期重视刀剑武器的铸造，合金配比也在这个范围。另外，所分析的第二、三期器物样品，含铅量都低于1.5%。

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有焙铸遗迹E7I。第二期发现有熔铸遗迹也有器物，其中工具居多，种类有锥、凿、刀、等等，目前还没有发现容器，但有铜铃，也有镶嵌绿松石的牌状铜饰。从以上讨论看，至迟二里头第二期便已经熟练掌握红铜材料的熔铸并形成较稳定的青铜熔铸规范，以及懂得根据器物类别性质配制青铜合金的技术，因此第三期才可能有像环首刀这样高水平的青铜器物出现，这些说明，二里头青铜文明的早中期对铜和锡的有关性质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今后应增加第二、三期器物样品的分析，特别是铜铃和容器的分析工作，以全面了解当时青铜合金技术的水平。

由第四期器物的分析结果，可知在二里头后期已经流行高铅含量的铅锡青铜合金铸造。因为高铅含量的合金配比，铜液流动性好，器物容易浇铸成型。对于器壁较薄，而形制和种类相对而言又较为复杂的容器铸造来说，这一技术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已经对铅金属的性质有充分了解。实际上，在二里头三期已经有薄壁器的爵发现。故二里头三期已经发明这种合金配比技术，也应在情理之中，在分析过的各朗器物中没有发现铜铅合金类型。

从二里头铜器分析所见的夏代青铜技术，已经具有一定发展高度，对青铜合金的几种主要元素金属已有较多认识。早中期的锡青铜铸造，稍晚时期铅锡青铜的发明，都是夏代青铜技术取得的重要成就。可以说，整个青铜时代主要合金类型的锡青铜和铅锡青铜的配制技术，在夏代已经基本形成。所有这些都为商代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像高铅含量的铅锡青铜技术，在商代早中期得到广泛应用，出土于偃师、二里岗、新郑和湖北盘龙城等地的铜器，器壁厚度多数在0.1厘米左右，有的只有0.07厘米，除了少数大型铜鼎外，很少超过0.3厘米的，从而形成当时薄壁礼器的典型风格。直到殷墟早期，这一技术仍然被承袭应用，直到以妇好墓器物为代表的典型殷墟器物风格的形成。现在我们知道高铅含量的铅锡青铜技术其实在二里头时期已经成熟。

以前有些论著对夏代青铜技术水平的认识似嫌模糊笼统，评价也偏低。随着资料的逐步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应有改变。

二、二里头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与夏代青铜业资源问题

二里头是夏代王都遗址。这里发现了多处铸铜遗址，最大的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规模惊人，并从二期一直使用到四期。另外，这里也出土了不少铸造遗物，如相当数量的陶范以及大量柑埚碎片等等。由此可见当时铸造活动的盛况。

张光直先生曾著文谈青铜器与中国青铜时代，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青铜器的使用，不是在生产技术方面；中国青铜器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工具。“中国古代文明特征为什么以青铜器为特征？这是因为在巫教环境之内，中国古代青铜器是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张先生从宗教祭把、艺术和神话传说的角度研究青铜器，认为青铜器以及夏禹九鼎传说表达的象征意义，不但是王或帝对通天权力的独占，而且是对制作通天工具原料的独占。这些主要通过商代青铜器研究得出的见解十分精辟。受张先生的启发，我想提出两点意见。一，就青铜业而言，这种独占是一种完全的资源独占，即不仅是对原料资源的独占，也包括对技术资源的独占，后者可以表现为对掌握有关技术的匠师或其所属家族与氏族集团的控制，以及制作作坊和具体制作的专有等等。二，这种独占有其历史发生开端与减弱变化，与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发生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就三代文明而言，在商代，商王和四周方国之王是独占者，是独占最强势的时代。而其减弱变化，可能开始出现在西周中期。根据褪口隆康先生的意见，其时作为宗庙祭把重器的酒器制作开始衰退，并开始出现为眉寿和妆嫁而制作私器。青铜器的功能和性质开始出现变化，青铜器铸造开始从周天子的专有向贵族扩散。但其发生开端是在什么时期，与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进程有怎样的互动关系，都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题目。

三代之中，夏代阶情形还不完全清楚，但从前述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看，这种独占现象无疑已经出现。匠师集中劳作在作坊，作坊就在宫殿附近。二里头作坊遗址没有发现冶炼矿石后必然留下的大量矿渣，所以，由矿石冶炼金属的活动是与铸造分开进行的，一定是在矿产地或其附近。这反映出当时已经懂得先提炼金属，然后进行合金配比铸造器物；也反映了青铜生产具有严密分工和组织。经过初步冶炼的原料金属从产地运到王都的作坊，制品出作坊后再到消费场所。这种青铜资源的“空间性流动”，是青铜时代财富集中过程中的必然情景：今天的研究首先必须在各种考古资料的分析中确认发生流动的事实，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辨析它属于古代贸易，还是政治掠夺性的贡赋或者含义很泛的所谓“文化交流”之类的结果。

铅同位素方法之长，就在于能够为这种空间性流动事实的确认提供科学依据，故可以在诸如古代贸易和文化往来等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青铜遗物的铅同位素研究，可以了解特定时期开采利用的不同金属矿山，在该时期青铜生产中所占的原料供给量的比例；也可以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了解青铜业的金属原料产地的历史迁移变化，当然其中也包括通过器物与矿山数据的联系比较，进行金属原料的产地探索。例如，我们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中含有一种地质上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这些青铜器在中原地区是从堰师商城时期到殷墟三期，长江流域出土地则包括了目前发现的三星堆祭把坑、新干大墓、吴城文化遗址以及湖北盘龙城和湖南等地，由此了解到，在中国青铜时代，只有商代的青铜业大量开采利用了这种铅同位素组成的青铜金属原料，其具体年代是从商代早期到殷墟三期，大概有四百年左右，其中最盛期是在武丁妇好时期。更早的夏代二里头遗址和较晚的殷墟四期以及整个周代的青铜生产中都没有成批量开采利用过这种原料。其次，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各个商代遗址。无论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多么遥远的空间距离，出土器物中都有占相当大LL例的含这种特殊铅合金成分或杂质的青铜器。从而确证中国这两大流域之间，在商代存在着与青铜物料流通以及青铜技术传播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交流。同时，这种铅同位素组成特征的经济性金属矿山在世界范围内是屈指可数的、中国在商代开采利用的这处古代矿山是其中之一。这一科学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是这一古代矿产区的考古探寻。从相关资料看，该矿产区应该位于西南地区。

二里头62件器物样品经铅同位素分析，其中第二期14件，种类有刀2件，铃2件，锥3件。凿1件，等1件，器物残片4件，熔铸遗留物1件；第三期17件，种类有爵3件，刀6件，铃1件，锥1件，残片4件，熔铸遗留物2件；第四期28件，种类有爵7件，绎2件，孟1件，刀2件，铃2件，锥4件，凿1件，箭骸2件，铜圈1件，残片5件，熔铸遗留物1件。另作为参考的还有四期以后的3件，为两残片和一坍塌粘渣。根据分析结果，第二和第三期的31件器物中有24件为一个集团分布(以下简称前期集团)，其207Pb/206Pb比值在0.850－0.882之间；第四朗28件器物中有23件为另一个集团分布(以下简称后期集团)，其207Pb/206Pb比值在0.9l0、0.930之间，二者区别十分明显。介于这两个集团分布之间的有7件器物样品，其中第二和第三期各2件，第四期3件。另有第二期残片l件和第三期爵2件残片l件，与后期集团同；第四期铃2件锥l件，与前期集团同。前期集团中经过成分分析的器物，含铅量都在2%以下，其中有一半含锡量也在2%以下。所以，前期集团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分布，反映的应该是铜矿产地的铅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后期集团器物中，高含铅量合金类型的很多，它们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分布，反映了铅矿产地的铅同位素组成；第四期l件属于红钢材质的器物残片和1件含铅量为1.6%的锡青铜器物残片，其铅同伍素组成的207Pb/206Pb比值则在0.9l5以上。这些数据可以说明，晚期开采的铜矿，或与同时期的铅矿产地属于同一地区，至于整个二里头时期的锡矿产地，则暂时还没有直接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至四朗全部5件铜铃无论哪一时期，铅同位素组成都属于前期集团分布，而第三、四期所有13件爵等容器类中，只有第三朗的l件，铅同位素组成接近于前期集团分布。

前期青铜生产开采利用的铜矿产地具体在汁么地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关于后期开采利用的主要矿产地特别是铅矿，则可以做一些探讨。首先，类似后期集团分布的铅同位素组成的金属矿铅，根据中国地质分布和古代矿业开采的相关资料，多见于辽东和山东半岛地区，根据对战国时期各国铜制货币的铅同位素研究，燕齐铜制货币多有类似铅同位素组成的。另外，对山东益都出土的岳石文化的一件锥和一件器物残片的铅同位素组成分析结果，表明它们与二里头后朗器物分布的铅同位素组成近似，二者属于同一地区原料物产的可能性很大。概括地说，由二里头铜器的铅同位素组成研究可以达到的初步结论如下：

1．二里头前期即第二和第三期供应青铜生产的主要铜矿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分布范围已基本明确，从而为进一步探寻具体矿山所在的工作提供了科学出发点。

2．约在第三、四期之间，重要矿产地开始出现转移，新成为重要矿产地的具体地区，可能位于夏文化在山东半岛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并与山东岳石文化地区存在某种联系；与山东地区的这种物质性联系早在二里头二期已有迹可循。

3．新的重要矿产地在后期大量供应二里头的青铜生产，后期高铅含量的铅锡青铜合金类型的流行，与该新矿产地的开采有关。

4. 从铅同位素组成数据看，整个二里头青铜生产的原料供应地比较集中，第二、三期基本上集中于一地，第四期原料来源也基本上集中于一地。与殷墟铜器铅同位素数据听反映出的金属原料的多产地来源的复杂情形完全不同。

时带指出，就已经测定的各期器物样品的15种微量元素的组成变化而言，不存在与前后期集团分布的铅同位素组成变化之间的明确对应，即使是在铅同位素分析表明属于同一产地来源的红铜器物，它们的微量元素组成仍存在很大差异。这是因为、在青铜生产过程的几个大环节，如从铜矿石到粗铜金属，再到铜金属的精炼。最后熔铜或加铅锡铸造器物，微量元素组成都要发生变化，有人对第一个环节做过大量研究，发现铜矿石经过冶炼变成金属后所有的微量元素都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呈增加趋向，如金银通常会增加l0到l00倍，砷锑铋的增加倍率则稍小，另外一部分像铅锡镍锌，则或增或减没有一定规律，铁族元素则毫无例外地要减少。所以，青铜制品中微量元素组成的数据结果如何反映原来矿山产地的相关特征，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几个相关问题

根据前述分析结果，二里头的青铜业已经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中后期完全有能力铸造大型铜器。目前发掘的还没有高级大墓，相信更多铜器的发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中国青铜技术从起源到发展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目前已知，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内蒙古和京津河北，到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广大地区，都发现有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铸造遗迹和铜器遗物。北中国的大部地区至迟在公元前30加年前已开始进入冶铸铜器的时代。其中已知年代最早的铜基合金制品。是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铜锌合金的黄铜片、遗址的年代据C测定为约公元前4700年。历史上铜锌合金的普遍使用是相当晚的事情，所以这件器物不免受到怀疑。但接着在山东等地也发现早期的黄铜制品，说明它并非孤立。这种含锌量高达20%以上的制品是用特殊的铜锌矿石或天然铜锌合金制造而成的，新近在四川省盐源县西范坪发现的这种天然铜锌合全金属，颜色与黄金相近而略淡，同时也发观有共存的自然金和自然铜。这种天然金属含硫最高可达0.42%。所以，今后检测早期黄铜合金制品，如果含硫量在这个数量级水平，我们也不必惊讶，它有可能是用天然铜锌合金金属制成的。

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刀，属于铸造制品，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从公元前4700年的姜寨黄铜到公元前3000年的甘肃青铜的约二十个百年之间，中国早期金属技术怎样从原始的利用各种矿石（例如铜锌矿石）混合冶炼的摸索，发展到青铜冶铸，地下出土资料还有缺环。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二里头时期的夏代，这约十个世纪之间，已有的出土资料也还不足以描绘出中国青铜技术逐步演进的清晰脉络。但是，从已经出土的早期金属器物看，中国早期金属文明的面貌与中近东和欧亚大陆存在很大差异。在这些地区，早期都经历过红铜制品阶段（Copper Age）和砷铜冶铸阶段。其青铜时代的大门是从砷铜铸造打开的。而且一直到青铜时代中期砷铜铸造仍占很大比例。中国早期不存在一个以冶铸纯铜为主的“红铜时期”或“红铜时代”；也不存在一个以冶铸砷铜合金为主的阶段。中国冶金史上早期的金属材质，从最早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黄铜。到龙山文化时代各地区的黄铜、锡青铜和红铜制品，材质多样，表现了各地金属资源的丰富性，其中可能也有各地区冶金技术发展的不平衡的因素。同时也说明，直接认多金属共生矿或各种原料矿石的混合冶嫁得到金属，然后铸造加工器物的方法，持续了很长时期。二里头时期已经认识青铜合金几种主要原料金属的性质，懂得按比例配制锡青铜合金和铅锡青铜合金。二里头的青铜技术是在龙山文化时代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世界冶金史的发展规律不是表现在世界上每一个独立起源的文明都必然经历相同的“红铜－砷铜－锡青铜”的发展阶段，而是表现在人类的金属冶铸活动特别是在肇始期必然受自然资源条件和相关知识及技术条件所制约。在中近东地区，红铜的冶炼晚于金属铅冶炼。在中国，最早的冶铸活动是从锌铜矿石开始的。但先民利用金属则远在冶金活动发生之前。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自然铜与其他天然存在的金属例如陨铁和黄金一样，就有可能被先民观察、认识和利用。所以，以后在更早的遗址中发现这些天然金属的简单加工制品，是不奇怪的。

二里头出现于三朗的青铜容器是由黄河流域陶器文化而来。二里头二期铜器中有镶嵌绿松石的牌状铜饰以及铜铃等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人说它们与构成游牧民族文化中心的马有关，但在同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没有可比器物。铜牌的用途有不同说法，铜铃则是模仿陶铃而来的。陶铃的出现，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些都可以说明二里头青铜文明的渊源。

本世纪上半叶殷墟青铜文明昭揭于世以后，有人以为中国文明开始于商代，商的青铜文明是由近东两河流域青铜文明传播而来的。后来在泰国发现更早的青铜器，又有人说中国的青铜文明是从泰国传来的。这些说法有的没有根据，随着新的发现自生自灭，但有一些似乎很认真的论说，还是有讨论的必要。近有一篇题为《齐家文化和二里头：远距离文化司的联系问题》（以下简称《齐家》）洋洋洒洒长达5l页的文章，作者主张二里头青铜文明的起源，与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铜器文化的传播有关。其中介桥梁是曾活动于西伯利亚中西部等广大区域的塞伊玛－图尔比诺（Seima-Turbino）或者安德罗诺沃（Andronovo）等游牧民族，由他们再到昔肃和齐家文化，最后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作者列举的证据之一是，二里头铜爵是以伊朗西南部的沙赫德（Shahdad）遗址出土的有流钢罐为原型的，而该遗址的物质文化面貌与巴克铜利亚关系密切；其二，沙赫德的另一种饮水铜器则是中国青铜觚的祖型；其三，二里头陶器有的有泥饼状装饰，是模仿来自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薄金属工艺（sheet-metal）的铆钉技术等等。作者认为，二里头三期铜镜上的十字纹饰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饰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十字和星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

巴克持利亚即我国文书所称的“大夏”，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上游之间到兴都库什山麓地区，公元前3世纪末至前2世纪最兴盛时曾向南扩张到伊朗东部，在历史上大夏与中国确曾有过文化交流。但作者在文章中举出的这些证据，要说明二里头时期的青铜文明与巴克特利亚有联系，还显得勉强。二里头的铜容器目前发现的已有好几种，不但有爵，还有鼎，也有触等，它们都仿自二里头同类型陶器，其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这些陶制容器特别是爵和触，有很久的制造传统。陶爵是由龙山文化一种壶形锥足器演化而来，这种器和爵的雏形在河南以及湖北的龙山文化都有。至于陶觚，在山东半岛，龙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中也可以看到高圈足，侈口的觚形杯。沙赫德的罐状饮水器虽然有长流，另外一种饮水器也像觚的上半部分，但要说二里头的爵和肌是以它们为祖型发展起来的，恐怕令人难以相信。此外，二里头铜容器和陶器以及更早的龙山文化陶器中，一些类似模仿铆钉和折边等的处理手法，究竟属不属于薄金属工艺的模仿，在国外学者中有争论。其中巴纳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它们可能还是属于一种装饰性质的工艺处理。

塞伊玛青铜器是分布在西伯利亚到东欧的森林草原和森林区南沿的一种遗存。两处遗址很有名，一是位于乌拉尔山以西靠近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尔姆的一处遗址，另一处则在西伯利亚中西部额尔齐斯河畔重镇鄂木斯克附近。《齐家》作者认为这后一处遗址所在地区对于他想论证的问题尤其重要。其实，在40年代就有人提出塞伊玛青铜器影响殷墟青铜文明的看法，苏联学者也有持这种主张的。契尔耐赫从70年代初即开始发表关于塞伊玛文化的研究文章，在他1992年出版的《苏联古代冶金》中，将塞伊玛青铜文化作为所谓“欧亚冶金区”（Eurasian Metalluggical Province）的代表，认为其中交融了中亚和欧亚大陆的成分。关于塞伊玛青铜器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影响问题，他强调了殷墟铜器特别是武器中存在“中亚冶金区”的影响。但他也承认，殷商及周代青铜文明主流器物的面貌完全不同于中亚。对早商时期的有关问题，他则表示了一种疑似之间的谨慎态度。事实上在塞伊玛等所谓桥梁中介文化中，既没有看到有流铜罐和所谓觚状饮水器，也没有类似二里头和齐家文化纹饰的铜镜等器物。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所谓中介桥梁文化的青铜器出现很晚，契尔耐赫把它们归于晚期青铜时代，像塞伊玛的青铜文化，不过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阿尔泰地区的年代也不早于公元前1800年。它们都比甘肃地区青铜器晚很多，比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年代也晚。所以、说是这些中介桥梁给甘肃地区带来青铜器同时也带来青铜技术，有些解释不通。类似的，《齐家》说齐家文化器物仅限于红铜还不知道关于铜台金的知识并用以铸造青铜，其所处时代甚至不能称之为“Chalcoli-thic”，而应称之为“Early Metal Age”。前者通常指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即我们所谓铜石并用时期；后者在西方金属文化史上指红铜日寸期以前的最初始阶段，可见作者对齐家文化青铜器的估价有较大偏差。二里头出现铸造遗迹的一期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最早青铜器的年代略晚，但河南境内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开始有冶铸活动。在二里头时代，中原夏族在与周遭“方国”势力的彼此消长中，已逐渐强大起来。按苏秉琦先生的意见，原本不过是“万国中的一个方国的夏”，这时可能有了盟主的地位。《左传》哀公七年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应当与事实相去不远。二里头此时应该是万国所仰的中心之都，也是青铜铸造的中心之都。二里头出土的环首刀，以及十字纹的铜镜，即使能够证明它们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也不足为奇。这两件器物都出自第三期，当时也是二里头文化积极向外扩张的时期，除了在东方为青铜资源向山东半岛扩张外，在北方的燕山南北的长城地带，也可看到它的影响，例如在著名的赤峰附近大甸子墓地遗址出土的仿自二里头铜器的陶制酒器，表达的就是北方贵族对中原青铜文化的仰慕。

中国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被认为是连接中原地区与欧亚太陆北部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在中国青铜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它有着怎样的地位。产生了哪些作用，都需要很好地研究。特别是在二里头时代，欧亚大陆地区也先后进入了青铜时代，它们之间有过怎样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是很大的研究课题。契尔耐赫在其著作中讨论了青铜文化通过森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转移和传播、他写道：“这种转移被认为主要是单方向地从西方到东方，但我们包清楚地看到塞伊玛－图尔比诺部落从东向西的移动。遥对于中近东地区兴盛的青铜文明，二里头掘起于东方的黄河流域，它也是那个时代称得起世界级的农业文明都市。广袤的欧亚大陆森林草原地区横豆其间，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许多游牧民族和部落纵横驰骋。当他们由东向西呼啸而去之时，奋扬的马筛曾把怎样的东方文明气息带给了远方？”